华北文教协会的成立和工作情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不到一个月，平津相继沦陷。至1938年2月，华北领土大半沦入敌寇之手。辅仁大学全校师生，目睹敌寇横行霸道，悲愤填膺。许多教授、讲师与陈垣老校长，最初利用讲台授课机会，向同学们宣传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勉励同学刻苦学习，积蓄力量，以待来日报效国家；其后由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秘书长英千里等，借研究明末忠贞爱国的学者顾炎武的学说为名，秘密组织“炎社”，激发师生爱国家、爱人民、不附逆、不投降的热情，以人心不死、国家不亡相号召，鼓舞全校师生奋发图强，斗争到底。至1939年，“炎社”逐步发展，扩大组织，遂正式成立以辅仁大学师生为中心的地下抗日爱国组织“华北文教协会”。
华北文教协会当时以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为主任委员，教育学院院长张怀为书记长。委员有辅大秘书长英千里，经济系教授董洗凡、左宗纶，教育系教授徐侍峰，当时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牛继昌等。干事有国文系讲师葛信益、教育系教授欧阳湘、教师郝德元、历史系讲师叶德录、英语系助教孙硕人及学生秦晋和孙金铭等。
我们以辅仁大学为华北文教协会总部，派出委员和干事分别对外联系和发展工作。如未关闭前的燕京大学和在北平的各大学，以及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化机关（如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等），都设有华北文教协会支部；在很多中学里也有联系人员。当时华北文教协会秘密进行的抗日爱国工作主要有：
1．在课内、课外向学生宣传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
2．教育青年以品德教育为主，刻苦读书，锻炼身体，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报效国家。
3．向后方输送青年。当时有开封、商丘、亳州等几条路线，沿途安排联络站和接送人员。
4．向青年讲述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思想，传播内地电台广播的消息，不受敌人宣传的欺骗。
5．搜集敌伪情报，向总部汇报。
6．出版《辅仁生活》周刊，联络师生感情，报导学校生活情况，鼓励同学树立远大理想，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
1942年后，为发展文教协会工作，经总部委员会决议，于冀、鲁、豫、晋四省省垣设立分会，聘请忠贞爱国、操守谨严的文教界人士担任分会委员及干事，在总会领导之下从事地下抗敌爱国工作。
当时各省分会主要负责人是：山东分会武占元（现任河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星兆钧（原任山东聊城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现已离休）等；河北分会刘树勋、喻世长等；河南分会杨文昌、李文煜等；山西分会郭镛（原任北京出版社经理，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等。各省分会主要负责人除山东分会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同学外，其余三省分会负责人都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同学。分会的工作和总会大致相同，主要是以青年和文教部门的工作人员为对象。
1943年冬，我受书记长张怀委派去山东济南、河北保定、河南开封三省省垣和各分会负责人联系，传达总会意旨，了解各省分会工作情况，以便作出进一步的部署。
从三省文教设施情况来看，山东稍佳。该省在伪教育厅厅长俞康德的主持下，尚未完全失去中国人的立场。俞氏以下操本省文教界领导实权者，多为燕京大学、齐鲁大学、辅仁大学及前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多能吃苦耐劳，忠于职务，勖勉青年，努力学业。就事变后三省学校恢复的数字来看，也以该省为最多。当时日敌对于文教事业的干涉已大为削弱，如各校日籍教官，过去对于学校校政横加干涉，后经伪教育厅明令规定：日籍教官不得干涉学校行政，其地位与普通教员相同；校长处理校务，直接对教育厅负责。此后日籍教官多有托词离职回国者，留任者亦多持消极退缩态度。该省日语专科学校亦于1943年起正式停办。
华北文教协会济南分会，以燕大、辅大、齐鲁三大学毕业校友为中心。在武占元、星兆钧等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敌工作，并出版刊物，指导青年生活，提倡读书风气，培养爱国思想。在华北三省中，以该省分会工作进行最为顺利。
河南情况较为复杂，该省接近前线，日伪军队驻防较多，地方负担过重；更兼连年水旱灾害，人民挣扎于饥饿线上，故于文教事业多无暇顾及。当时省垣开封各校校舍或毁于炮火，或被日伪军队强占，在三省中破坏最为严重。伪教育厅长孙晶清虽欲有所作为，然终属力量微薄，殊少建树。唯在该省的少数文化教育机关中，尚有辅大与前北平师范大学等校毕业生在主持工作，还能保留几分抗日的元气。
华北文教协会河南分会，以辅大毕业生为中心，在杨文昌、李文煜等人领导下，从事反抗敌伪奴化教育的地下工作，并创办学生刊物，引导青年树立正确思想，还担任转送青年去往内地的工作。
在冀、鲁、豫三省中，奴化教育程度较深，风气较坏者首推河北省。该省最高教育行政负责人，多年来唯敌人之命是从，极尽阿谀献媚之能事。全省教育实权大半操于日本辅佐官与教官之手，任凭敌人摆布。自伪教育厅长之下，乃至各校校长，多是通过逢迎送礼取得地位的。至于尅扣公款，侵吞配给食粮、煤炭，盗卖校具、仪器等事，更是不胜枚举。当时人们为某省立学校校长赠一“颂词”，颇有代表性：
一脸麻子（因其人系麻面）、二面人（当人一面，背后一面）、三百块钱（月入薪水三百元）、四不象（指既不象人，亦不象鬼）、舞（五之谐音，下同）弊营私、溜（六）舔官长、欺（七）负工友、巴（八）结洋人、酒（九）色之徒、什（十）么东西。
文教协会河北省分会刘树勋、喻世长等，在此环境中坚持地下抗敌工作，亦相当艰苦。
轰动华北教育界的日宪大逮捕案
1939年日军派细井次郎来到辅仁大学之后，学校日籍教师逐渐增多。他们披着教师的外衣，实际大多是日本军部派来的间谍特务。当时学生中也混有日本军宪和伪警察局派来的特务，从校长、教授到学生、工友，都是他们监视的对象。每天学校来往的书信、文件，都要经过他们的检查。学校中有什么集会，都要事先向日本军部和伪警察局报告，以便派顾问“出席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华北文教协会师生时时都有被逮捕的风险。
早在1938年8月，训育主任伏开鹏因输送南下学生，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经多方营救，关押一个多月才被释放。教务主任胡鲁士虽系荷兰人，亦因学生南下问题而遭羁押。
1941年12月，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因特务告密而遭逮捕，3个月后才被释放。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据报被列入敌宪逮捕的黑名单中，被迫于1942年12月南下去西安，在西安设立了华北文教协会办事处，负责与北平总会联系工作。沈院长去往西安后，文学院院长由经济系教授董洗凡代理，华北文教协会主任委员由书记长张怀代理。
我们参加华北文教协会的师生，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在沦陷区从事抗敌爱国工作，随时随地都会有遭受逮捕的危险，早已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尽管日本侵略军在战场上猖狂一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战线越扩大，力量越分散，它失败的就会越快，我们胜利的日子就会越早到来。
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再次逮捕了辅大秘书长英千里。由于在他家抄出了华北文教协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名单，因此在3月20日以后，即开始对辅大师生和校外一些华北文教协会骨干进行大逮捕。当时辅仁被逮捕的有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教育系教授徐侍峰、欧阳湘，经济系教授赵锡禹、左宗纶、助教郑国柱，英语系讲师左明彻、助教孙硕人、朱锦章，国文系讲师葛信益，历史系讲师赵光贤、叶德禄，物理系讲师高婴奇、助教吴师循，体育教师李风楼以及四年级学生秦晋、孙金铭等30余人。校外华北文教协会骨干被逮捕的有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牛继昌，北京师范大学讲师邵晓琴，北平益世报社英纯良，北平图书馆李德启，故宫博物院汤有恩，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夏玉峰等10余人。这次被逮捕的包括辅仁大学秘书长、两个学院院长及7个学系的教授、讲师和助教等，当时辅大几乎塌了半边天。这一案件轰动了整个华北教育界。
狱中生活
我们被捕后，先被关押在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本部进行隔离审讯。当天晚上，在我关押的牢房前面，有三四个日本宪兵用竹鞭（即把一根竹棍的一端劈成细条，成鞭状）抽打一个听说是从通县抓来的农民，那人光着身子，全身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开始还能听到喊叫声，后来就没有气息了。在狱中，我们不知哪来的胆量，除对敌人满腔仇恨外，丝毫没有畏惧心理，心想要抗日就不能怕死，为抗日爱国而死，死亦光荣，死也比当亡国奴强。
我被关的牢房约有5平方米大小，水泥墙壁，装有地板，除一个很小很高的铁窗口外，看不到一点阳光。便坑就设在屋里，每一间牢房要关押三四个人，晚上睡觉时人挤着人，连个翻身的地方也没有。当时和我同住一个牢房的有育英中学（现在25中学）校长李如松和天津水产专科学校校长张光第。听说都是被混在学生中的敌伪特务告密而被捕的。
日本宪兵队审讯被押人员，除少数在白天外，多数都在夜间十一二点钟以后进行。每晚午夜后都可听到人们惨遭酷刑的呼叫声音。在审讯中，敌人除棒打脚踢外，常用的酷刑有灌凉水、灌辣椒水、双手吊起来抽打、用火筷子烧、上夹板、上电刑、放入洋狗群中咬、手指钉竹签等等，真是惨绝人寰！我就被灌过凉水。他们把我捆在长凳上，用水龙带朝着口鼻猛灌，不一会儿，我就失去了知觉。等苏醒过来后再次冲灌，这样把我整得死去活来好几次。我的右腿膝关节被打成重伤，天天从关节里流出很多黑血，我就从衣服上撕块破布包扎，一直闹了两三个月才封口。直至现在，我蹲下和站起都感觉困难，走路也不方便。在狱中，有一个人使我不能忘怀，他是一个“下地”难友，每天给我们送水送饭。他原是本市鼓楼医院的院长，姓潘，据说是共产党，是早些时候被捕的。当他知道我被打伤，便暗自送些碘酒给我擦洗患处，使我的伤势没有扩大，未造成终身残废。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听我老家侄子孙铁柱讲，当时有一位解放军军官潘同志住在他的家里，说在日本宪兵队和我一起被关押过。遗憾的是潘同志后来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了。
我们在宪兵队羁押了四个多月，没有换过衣服，没有理过发，没洗过手脸，更谈不到洗澡了。衣服长期不换，满身都是虱子，到处都是被抓伤的血痕、伤疤。每天吃的是砖头般硬的红高梁面凉窝头（偶尔给一小块咸菜），吃后拉不出大便。我们当时的办法是：咬一口窝头，在嘴里咀嚼成粥状，再慢慢咽下。这样大便时，还同上刑一样，很难排泄出，并经常便血。我们喝的是用擦地板的水桶装的凉水。我们长时间被关押在阴暗的牢房里，最难得也是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阳光、空气和凉水。当时我们为了不病倒，常在牢房中轻轻地原地跑步，活动活动身体。
在宪兵队四个月后，辅仁的同案人员都被押解到日寇华北军部监狱，等候判决。后经日本军事法庭（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判决：华北文教协会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洗凡等被判处15年徒刑，其余的人有的7年、5年、3年、2年不等，我被判了7年徒刑。同案人员被判刑的共有27人。对我们来说，刑期长短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很清楚如果不打败日本，不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就不会有我们中国人的自由。
辅仁同案人中没有一个死在日本宪兵队。因为这个案件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所搞的也主要是宣传爱国思想，敌人不得不考虑一下社会舆论。陈垣校长在外面多方营救，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同年8月初，我们被判刑的27名同案人，被解送到北新桥炮局胡同“外寄人犯收容所”里。顾名思义，这是专为收容日本军事法庭已判刑的犯人的地方。到这里后，我们虽然每人都带上了五六斤重的脚镣，但其他方面却放宽多了。我们同案人分别住在三四间大牢房里，住在一个屋里的人可以小声谈天；每天“放风”时大家都能见到，并说上几句话。
这里的伙食，每天是两顿糠窝头，一碗菜汤。糠窝头吃后就胀肚，难受得很，谁也不愿多吃。在这里，每个月可以和家人会见一次。监狱当局为了克扣囚粮，特许犯人家属每星期送两次饭。半年多来，我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到这里能够吃到家里送来的饭菜，心里感到无限的宽慰。
我们从日本军部转移到这里，看守都是中国人，只要没有当官的或日本人来视察，他们对我们总还表示一些同情。在牢房里，我们可以谈天、看书或写些东西，他们都装做看不见。我们借家属送饭的机会了解外界情况，每当得到战争胜利的新消息时，便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我们利用各种方法和渠道，在各牢房难友中传布这些消息，让大家分享欢乐。
我在这里和张怀、英千里、董洗凡、赵光贤、左宗纶等老师住在一个牢房里。在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中，我向老师们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尤其应当提及的是，在这段时间里，赵光贤、英千里两位老师给我补习英语，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
迎来胜利
1945年7月15日，日本投降的前一个月，我们全体同案在押人员被“假释”出狱。在这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无论是在日本宪兵队，还是华北军部、外寄人犯收容所监狱，我们都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持了中国人的气节，终于迎来了抗战的伟大胜利。我们出狱之后，受到了亲友、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我们又沉浸于无限的幸福之中。
抗战胜利后，华北文教协会代理主任委员张怀曾邀请总会全体委员举行委员会议。出席的委员有英千里、董洗凡、左宗纶、徐侍峰、牛继昌等，并有总会干事列席。会上讨论了教员复员问题及如何肃清日伪奴化教育遗毒等问题。
其后不久，原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华北文教协会主任委员沈兼士由后方回到北平，国民党教育部任命他为平津区教育部特派员，负责主持平津区高等院校教育复员工作。当时华北文教协会曾召集在京全体会员举行欢迎沈兼士大会，出席会员一百余人，由书记长张怀及其他委员向沈兼士汇报了华北文教协会的工作情况及建议，请沈考虑实施。至此，华北文教协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在这次大会后，即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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